■共享发展成果要求提高在职人员工资的同时合理提高退休人员工资

  ■代际矛盾缘于老年人不愿降低生活水平，年轻人又不愿多缴税

  ■我们不需要因为担心缺少劳动力而推迟退休年龄

  ■本报记者 双华斌

  据推算，截至2008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接近1.6亿，65岁以上人口数量可能达到1.09亿。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且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加快。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银发中国》报告指出，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数量的总和，“老龄中国”的警钟已经敲响。围绕剧烈的老龄化和社会变革进程相伴随所产生的潜在老龄危机，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

  老龄挑战未来百年

  每三个中国人就有一个老人

  记者：您曾提出，未来100年间我国将始终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考验。这种判断是基于怎样的现实？

  杜鹏：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将有4.3亿至4.5亿60岁以上的老人。北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0.27岁，上海则是81岁。如果预期寿命随着医疗水平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而进一步增加，老年人口总数便可能达到4.5亿，与建国初期我国的人口总数相当。我们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人均寿命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到2100年，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至少也有3.7亿。

  记者：也就是说，持续100年的老龄社会将是一个基本面？

  杜鹏：是的。到2050年，日本、意大利的老年人比例会达到42℅。我国虽然不会达到那么高，但可以肯定的是，会长时间保持在30℅以上。

  记者：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前提，而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又长期滞后。如何避免其成为点燃老龄危机的“导火索”？

  杜鹏：一方面，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眼下，城市尚有少部分人未被覆盖，而广大农村地区也确实到了社会保障全面覆盖的时候。另一方面，则是要提高保障水平。社会保障不是保证富裕的生活，而是保障基本的生活。此外，享受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应保持一个成比例的关系。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的保障水平的起点也要合理，在此基础上，条件好的地方可以以各种附加内容体现出水平和差距。

  对于收入分配，我们以往主要关注中青年群体，其实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在社会保障全面覆盖的同时，必须要缩小这种差距，使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退休收入保持合理的水平。同时，也要让退休人员的经济收入与在职职工保持合理的差距，差距不能日益扩大。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共享发展成果，并不是说要“你挣钱我得分一半”，而是在提高在职人员工资的同时也要合理地提高退休人员工资。

  代际矛盾不可调和

  会有一代人的利益被牺牲掉

  记者：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水平的提高，显然需要钱。养老的水平只能刚性地提高，政府为此增加的公共财政支出从哪里来？只能多征税吗？

  杜鹏：我觉得，现在中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很多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出现劳动力的老化和短缺，养老负担加大，创造财富的就业人口相对减少。像日本，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27%，这一比例将来最终要超过40%。福利待遇是刚性的，不可能让老年人主动降低，要保障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只有靠多缴税。

  中国则不同。在初期阶段，我国的老龄化速度还不是特别快，未来十几年我国的劳动力还是在增长。所以，在这个阶段，不用增加税收。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中用于养老的占到20%多，且是刚性的，不能往下减。而我国的这一数字只有4%到5%，且中国经济还在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尚在建设中且保障水平还不是很高，就业人口还在增加，投入保险的人多而获取保险的人还不是很多，因此未来二三十年我国不必以增加税收解决该问题。

  记者：虽然社会保障的起点不同，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一矛盾最终还是无法回避吧？

  杜鹏：对。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长期的机制来应对。因为老年人不愿意降低生活水平而年轻人又不愿多缴税的局面，会导致严重的代际矛盾。

  记者：前几年，美国在预测到2027年养老的钱就会用光时，就面临着这种两难选择。哪方都不让步的话，延长退休年龄是唯一的应对之策吗？

  杜鹏：其实，现在欧洲很多国家也在采取这种办法。实质上，是让人少拿了好几年退休的钱。

  记者：这是治本的办法吗？

  杜鹏：当然不是，因为实际退休年龄并没有下降。当代际矛盾不可调和时，往往只能把处于中间过渡阶段的人的利益牺牲掉。

  延长退休年龄之争

  降低制度刚性凸显权利之重

  记者：我国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探讨已持续了十几年时间，这一争论在今年更是愈加热闹。但据我观察，各方的观点及出发点都很不一样，养老金缺口、未来劳动力短缺等很多问题交织其间，各说各话。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杜鹏：是这样。比如劳动部门，就主要是从劳动力短缺的角度来考虑。但我认为，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这个角度来考虑，可能更有意义。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未来十几年还会持续增长，从现在的7亿多增长到8亿多。即便达到8亿多的水平后不再增长，回落到现在的7.2亿，也不能说是劳动力短缺。难道我们现在的劳动力真的都被充分利用了？我看，至少有2亿没有得到充分使用。

  记者：2亿人的判断有何根据？

  杜鹏：一方面，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着自动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会被部分抵消，未必需要现在这么多的劳动力。我觉得，至少未来20年里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短缺，因为劳动力本身还会增长十几年。这和欧洲不一样，他们如果不推迟退休年龄的话，干活的人都不够了，而我们不需要纯粹因为缺少劳动力而推迟退休年龄。

  记者：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肯定要比较培养成本和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也许这正是社会上对推迟女性知识分子退休年龄的呼声甚高的原因吧？

  杜鹏：我们谈男女平等，强调的是权利。女性50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在上世纪50年代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妇女平均要生育6个孩子，而现在大多只有1个孩子，而且照料孩子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孩子的成长也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化了。现实中，这的确造成了机会上的不平等：现在许多女干部，到了40多岁就再也升不上去，之后很快就退休了。

  除了关注性别，我认为更应该关注寿命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确定女性退休年龄50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就50多岁，而现在我国女性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5岁了。另外，我更想强调的是，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应被忽视。我国的农民工中也有很多是初中毕业，城市中受过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人就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考虑人力资源培养成本。念书念到20多岁，结果50多岁就退休了，从社会的角度看肯定是损失。

  记者：养老保险一吃二三十年，的确说不过去。如果要改革，从哪里着手呢？

  杜鹏： “一刀切”的做法肯定要改变，可以考虑改成大家都可以60岁退休，而愿意早退休的保留提前退休的选择权利。

  记者：这样可以降低制度的刚性，尊重人们选择的权利与自由。类似做法在国外是否已有先例？

  杜鹏：美国就是这样。规定65岁退休的美国，其实际退休年龄是62岁至63岁。一个人如果65岁退休，他可以领取100℅的退休金，每推迟一年退休则可增加一个百分点，反之则减少。在权利上人们是平等的，但因此拥有了更大的自由。